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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 | 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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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历史地理学转向地理学

《中国国家历史地理》计划出版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陈桥驿的全集,四位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学科创始人和奠基者,他们的论着构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和学科框架。本次出版《史念海全集》7卷、《谭其骧全集》2卷。史念海先生生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他于1937年与顾颉刚合着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是我国现代公开问世的第一部沿革地理专着,他于新中国成立后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建立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谭其骧先生生前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倾注30多年心血主持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被中央领导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就之一。他还对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做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

侯、谭、史三位先生早就教导我们,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关键在于求真知。无论哪种类型的研究,首先都要将学问做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知行并重,坚持两条腿走路,处理好求知做学问与服务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进入明清时期,在接触西方近代知识之后,舆地之学这类学问,在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下,曾经贯之以“史地之学”的名称。进入20世纪,经过数次西方历史地理概念、思想的引入。国内逐渐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知识体系。

本报讯《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之《史念海全集》和《谭其骧全集》出版座谈会暨中国国家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这两部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在国内首次集中出版我国历史地理学创建人着作的全面启动并反映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张伟然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直到20世纪50年代,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

就学科发展的特点和使命而言,还需要找回历史地理学的另一半——对历史学的责任和义务(过去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价值时。对这一点忽略和轻视了)。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还需要利用这样的研究结果,探索社会历史发展同地理环境的关系,以真实地再现人类时空发展的全景。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史念海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史念海全集》的学术价值及谭其骧先生的学术贡献和《谭其骧全集》的学术价值,一致认为两位先生是在各自的领域代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历史地理学覆盖了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尤其在21世纪人类普遍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历史地理学将能够发挥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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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内容摘要: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实际上其研究内容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沿革略。中外令地理(曰今地理者,所以别于沿革地理及历史地理也。现在中国今地理、外国今地理,外国人皆着有成书,名目不一,中国人亦有新译本,宜择译合于教法者讲授)。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具有地理学专长的学者,在历史地理学界工作有其具体困难,如文献性的历史资料不易处理等,有些人已中途易辙。因之,需要对这样的学者予以特别的支持和扶植,使之担当起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半壁江山——历史自然地理或环境变迁研究的任务。

张伟然教授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

从本质上看,侯仁之对于西方历史地理学思想的引入工作。仍然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潮流中的一项内容,其性质是重要而深刻的。故此,北京大学原地理系杨吾扬教授曾评论说:“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倡者,是北京大学的侯仁之。”侯先生独特的求学和留学经历,是造就这一成就的一个关键。

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历史地理学属于近代地理学的一部分,在不同国家。历史地理学出现的方式和背景是不相同的,其过程只能依靠有兴趣的学者去耐心解析。

上文强调了历史地理学服务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书斋式学问、纯理论探讨也必不可少,极为重要,是这种研究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天花板。有些学科很实用,很有市场,但社会地位和学界评价并不高,究其原因,无非是其中的学术含量不够。因此,一味地强调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其学术深度、理论高度的话,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增长。

直到20世纪50年代,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在中国古代学术谱系中,舆地之学自成体系,沿革地理属于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主要记录、整理有关疆域、政区、水系、地理知识方面的事实和资料。并于适当之处略加解释,属于东方传统文化知识和学问。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由于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1962年,侯仁之又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把历史地理学仅仅看做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性学科,这是地理学家所不同意的。在随后的时间里。其他学者的表述虽然各有其侧重,但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首先判断为属于地理学,则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或共识。这次学科转向,是将过去归属历史学的历史地理学,在学科性质认识上转为属于地理学。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五六十年代,侯、谭、史三位先生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部分,我揣测,他们的意图应该主要是强调历史地理学理当具有本色当行的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能力,绝不意味着对于史料以及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轻视。事实上,他们三位都出身于历史学,对史学的敏感早已深深地融进他们的血液,无论怎样强调地理学重要,都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消极影响。这是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从这一意义而言,90年代以后将历史地理学单一地划归历史学,就出现了一些负作用。有些对历史地理学了解不深的人,常常会质疑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作用。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初现“历史地理”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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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1904年1月13日,学部官员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覆奏重订学堂章程,同日得到清廷批准,并宣布随即推行。这份《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一册,在讲到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科目时,有“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和“中外今地理”两门主课,对其内容及“学书讲习法”有如下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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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如今,历史地理学传人中国已上百年,但是,真正有效的学术研究,还不到50年。由于学界前辈及同仁的努力,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主要研究力量分布在多所高等院校,在近代科学传入同中国传统学术结合方面,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道路。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实际上其研究内容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然后逐渐在中国传开。

时在1904年初,在官方颁发的文件中,对地理学不仅有了清楚的古今之别,而且还区分开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1904年前后的中国文化界,问世的相关着作,如杨守敬的《禹贡本义》、龙学泰的《历代舆地沿革表》等,尚无上述新鲜概念。据有关路径考察。这是“历史地理”术语第一次见诸于中文文献,明显是近代学制引入的一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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